“一直深深怀念父母和长辈们，他们都是非常可敬、正直和有追求的人。”家族11人先后参加抗日战争的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主席黄俊康，谈到长辈们的抗战经历，忍不住流下热泪：“家人教给自己的，就是做有担当的中国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全面进攻香港，12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在日寇统治下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始终不屈抗战，为民族独立付出鲜血和生命。家族在香港有上百年历史的黄俊康，正是港九独立大队战士的后代。
1938年12月，黄俊康的二舅罗汝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历任东江纵队战士、教官、中队长、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在罗汝澄的带领下，包括黄俊康父母在内的家族11人先后参加抗战。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西贡宣告成立。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也正式成为东江纵队的支队，坚持在香港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
在黄俊康的记忆里，由于从小到大常听父辈讲抗日故事，他们经历的各种战斗，就是他成长中最真实的教材——营救滞留香港、被日军搜捕的何香凝、茅盾和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多次协助“飞虎队”轰炸日军在香港的军需补给基地和交通枢纽；从日寇战俘营营救战俘、惩办汉奸、打击土匪、散发抗日传单并鼓励香港民众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我的小舅舅是海上中队长，他说打死日本人最多的一次就在西贡。当时有20多个日本军官在测量航道，十几个日本兵保护他们。他们发现日军作业后，就在晚上用七八条小船扮成渔船冲了过去，硬是用渔民炸鱼用的‘渔炮’将几十个日本鬼子全部消灭。”黄俊康说，“港九大队反复和日军较量，三年零八个月都没有停止过战斗。”
港九独立大队绝大部分成员都是20岁上下的香港人，许多人都是通晓“两文三语”的知识分子。用现在的眼光看，它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中最“国际化”的一支部队。
黄俊康的父亲是南美华侨子弟，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白人血统，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母亲家境富裕，舅舅们参加抗日时则正在读大学或中学。在延安的指挥下，这些通晓中英文的战士们，与盟军情报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电台同时可以和美军、英军太平洋总部进行情报交换，游击队员同时也为盟军空袭日军海陆基地提供坐标信号。”黄俊康说。
战争也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伤痕。黄俊康化名“柳青”的大舅1944年被日军俘虏后受尽折磨，吊飞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和烫烙铁全部经历过，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但正值青年的大舅“已经残废，内脏全部损坏”。
在战争中受了枪伤的叔叔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旧伤复发，逝于江西，成了黄俊康父亲一辈子最割舍不下的挂念，他晚年坚持要将弟弟的墓迁回香港，以解思念。
“我妈妈在港九独立大队时是交通情报总站站长，上至纵队司令、政委，下至战士，认识的人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人在全国各地都有。”黄俊康说，我们家成了一个联络站，什么人都会来我们家坐一坐，吃顿饭，人们来了也总要讲述战斗的故事和怀念战友。
而纪录和传承这些故事，就是黄俊康现在所做的事情，作为两家集团的董事长，他不仅支持老战士和老战士后代出版回忆录、作演讲、编辑家族抗战故事，还在香港城市大学最大的讲堂里捐款立下一块牌匾，用花岗石雕刻上港九独立大队的事迹和战士的名字。
“希望学生们在那里上课活动，进进出出时能够看到，潜移默化中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黄俊康想表达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和保护，香港会落入很悲惨的境地。
“要让香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前辈早已把香港的命运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他说。（牛琪 陈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