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包括本报等报章发表题为《以制度自信推进有香港特色的普选》的署名文章，全面传递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改上的原则性立场，对于香港当前的普选讨论具有指导意义。
张主任文章在香港社会引起高度关注，政界人士和评论员陆续开始撰文评析。亦有报章推出“系列解读”，从张文深刻的思想性、坚实的法理性、明确的政策性、强烈的针对性、严谨的逻辑性、原则的鲜明性、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等亮点向港人推荐这篇重要文章。无论他们对张文是褒是贬，只要大家带着理性的观点进行辩论，这些工作对加深港人对“一国两制”下香港宪制地位的认识都非常重要。
张主任的文章内容丰富，论证严谨。从小标题看文章结构，他首先指出“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源自基本法”而非一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所谓源自《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强调“行政长官普选制度具有香港特色”、“行政长官普选制度适合香港实际情况”；普选制度设计不但符合现实情况，更符合宪法和民主原则，所以张主任说“行政长官普选制度合宪、民主、正当、稳健”；然后他不忘反驳反对派观点，提醒他们及香港市民“普选制度没有国际标准”、“普选制度应放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内考量”。
张主任的这些观点，真正爱国爱港人士包括本报读者不会觉得陌生、更不会惊讶。我在本栏及其他地方的观点亦从来与《以制度自信推进有香港特色的普选》文章一致，所以张主任上面的这些观点我也不需要再评论了。
我反而希望大家注意张主任文章的最后总结部分，即小标题为“树立对香港特色行政长官普选的制度自信”的部分，里面提到了一些重要观点，香港本地坊间人士大都忽略或不敢讨论。
在总结部分中，张主任指出“当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的兴盛气象和美好前景，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以其成功实践打破了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悲观预言”。
张主任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再次强调我国政治制度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从属关系。正如本栏多次指出， “一国”就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不是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即“两制”的“抽象国家”或“文化中国”。
在这一点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白皮书明确表示： “‘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虽然维护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方面，但其根本宗旨和出发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并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忽略了这些， “一国两制”的前提就不复存在。2047看似遥远，但转眼就到。
在文章的最后，张主任亦精辟地指出“对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自信：坚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普选制度不仅是香港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最适合现阶段香港实际情况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好制度。
“对于一个新制度诞生时必然引发的争论甚至经历的曲折，我们应以正常的心态看待。而维护这一制度，特别是回应与此相关的种种恶意攻击时，则应当多一些理直气壮。”
什么“优化”、“袋住先”，都不是理直气壮的表现。让人鼓舞的是，特区政府已经明言“不存在政改优化方案”，不理直气壮的语言最近亦因此逐渐减少。
同样道理，只强调“没有退让空间”、或“原地踏步”的害处和遗憾，是没有用的。反对派已经走在我们之前，一早建立起“原地踏步比袋住先更有利”的论述，我们后知后觉，跟着反对派的步伐走，踩进圈套还不自知。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宣传现政改方案如何符合民主原则、国际惯例，以及国家和香港的利益，而不是在自惭形秽的感觉下在退让与否之间摇摆不定。“袋住先”和“优化”，说到底不过是短期不退让但长期退让而已。
要根绝反对派“任何幻想”，特区政府需和中央政府紧密合作，并摆出相应的正确姿态。只有当特区政府愿意和中央一起承担政治责任、表态“政改方案是特区和中央的共同决定”，才不会给反对派任何可乘之机。特区政府不是反对派和中央之间的“中间人”，它有权力也有责任，必须要有作为。我们高兴地看见，在梁特首的领导之下，特区政府已经在向这个正确的方向迈进。（文/刘廼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