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青年学生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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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3-27
彭清华副主任与香港青年学生互动交流，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王鸣主持　　本网讯　中联办副主任彭清华应香港青年协会邀请，于3月26日在青协大厦出席了“祝福祖国”青年学生专题分享会，发表题为“认识祖国把握机遇”的主题演讲，并与近500名来自全港不同院校的大、中学生进行真情对话。彭副主任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就同学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解答和交流，勉励香港青年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更多地了解国家、关心国家、热爱国家、服务国家，在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分享会历时一个半小时，现场气氛热烈融洽，青年学生踊跃提问，真情互动。对话内容如下：　　问题1：彭博士你好，我叫郑东，是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一年级学生。我是属龙的，和你一样都是龙的传人。我们中国青年要面向国际，应该有哪些改变？我们生在香港、背靠祖国，有什么优势可以去利用？我们要对国家做一点贡献，具体可以怎样去做？　　彭副主任：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我感觉，香港的学生具有很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同时处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法制比较完备的社会，大家从学生时代就受到很多很好的熏陶。香港学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英语水平很高。这些都是大家面向国际非常有利的条件。当然，要走向国际，仅靠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走向国际，需要很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了解国家、服务国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国际。我觉得这两者是不矛盾的。现在已经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专业人士，利用国家发展的大好机遇，到内地去发展、创业。也有很多从内地去海外学习的留学生，回到香港来发展。谈到对国家的贡献，我赞成一种提法：对国家做贡献，不一定都要到内地去工作。你在自己的岗位上，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同样是对国家做出贡献。当然，我们香港的同学有很多专业上的优势，如果能够到内地去发展，我相信内地会非常欢迎。　　问题2：彭副主任你好，我叫汪子道，是圣公会曾肇添中学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对这几年中国国内收入和财富不平均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彭副主任：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这么看：从国家的发展政策、发展目标、发展思路来讲，首先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来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有一个过程。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先生提出，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要先富起来呢？这和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系。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比较严重，干多干少一个样，社会缺乏效率。所以邓小平先生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打破这个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过30年改革开放，现在国家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一些贫富不均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中央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说，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帮助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国家还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都是为了缩小地区差别。为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推动劳动力转移，把相当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一个农民在家种地，一年的收益可能不到1000块钱；现在出来打工，可能每个月的收入就能达到1000块钱。他把这个钱寄回去，在农村消费，这1000块钱可能比城里的5000块钱还好用，因为农村物价便宜。还有，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快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来解决公共服务的均等和公平化问题。中国这几年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受到国际社会充分肯定的。30年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是2亿4千万，现在只剩下1千4百多万。这个步伐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所以说，尽管现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这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实施逐步得到解决。我对此是有信心的。　　问题3：彭副主任你好，我是圣贞德中学的陈俊生。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彭副主任，你认为中国有可能在这时候超越美国吗？　　彭副主任：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冲击，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这种冲击是巨大的。我刚才在演讲里也讲到了。譬如说中国沿海等经济外向型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受到冲击的程度更大一些。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国家大，人口多，国内市场广阔，回旋余地比较大。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减缓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今年“两会”上，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明确地讲，中国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与其他一些国家政府救市直接把钱投去弥补金融机构的窟窿不同，中央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计划，主要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着力改善民生，直接作用于拉动经济增长，相信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至于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同你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超过美国。但是，这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美国现在仍是世界上经济份量最重的国家，美元还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货币，美国的科技教育实力在世界上还是最雄厚的。按照中央规划的发展蓝图，中国本世纪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要赶上或超过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非常发达的国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　　问题4：彭副主任你好，我是来自圣类斯书院的贺朗轩。胡锦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要发展得更民主。但是现在基于种种的原因，民主在中国还未得到真正的发展。你认为民主能在中国真正发展吗？中国有可能像美国选总统一样去选自己的主席吗？　　彭副主任：我认为，发展民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和选择。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中国一定会发展民主，而且要不断地发展民主。但是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一定要采用美国的民主方式。譬如说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美国的制度就是不一样的。中国发展民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监督作用等。事实上中国这些年的民主发展进程是很快的，而有些人总觉得中国的民主还不够，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民主发展毕竟是一个过程，很难说哪一种民主现在就发展得足够了。另一方面，有人总是拿美国民主发展的模式来衡量中国，认为只有像美国一样选总统才算民主，否则就不算民主。套用这样一个标准，本身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的民主权利在逐步得到扩大。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问题5：彭副主任你好。我是香港大学工程系一年级的同学，我叫袁灏仪。我想问，很多外国的传媒不太了解中国国情，例如最近“两会”的食物安全问题，你认为中国如何提高透明度，才能令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中国？　　彭副主任：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不断增加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透明度也越来越高。譬如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几万名境外记者到北京采访报道。中国现在对一些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是非常及时和透明的，包括对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方面一些事故的报道。传媒的报道不仅要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同时对政府也是有效的监督，前一阶段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每年中央电视台“3.15”消费者日的晚会，就是专门揭露假冒伪劣产品包括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通过媒体的曝光和群众的监督，来督促政府部门和有关企业改进工作，提高产品质量。虽然媒体宣传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会不断地得到改善。　　问题6：彭副主任，对比内地的青年人，你对香港的青年人有什么看法？　　彭副主任：我在内地工作时间比较长，来香港工作已经5年，和香港的青年人有过一些接触，但像今天这样与几百名青年面对面地接触交流，我过去还没有过。如果要我讲你们的特点，可能会挂一漏万。我觉得，香港青年的特点一是视野比较开阔。香港的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对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多，思想比较活跃，这是香港青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再一个，香港的青年人很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这和香港的教育方式有关系。香港的教育制度比较宽松和灵活，学生思维相对来讲比较活跃。第三个，香港青年爱国热情高，还有很强的公益心。这点我感受很深。北京奥运圣火在香港传递，是到中国境内的第一站。香港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喜迎圣火，青年人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热情，令人感动和震撼。大家一下子有一种非常扬眉吐气的感觉。去年为四川地震灾区赈灾，香港有很多的义工、志愿者参加，香港青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中联办具体承担协助办理募捐事宜，很多香港的青年学生，包括小孩，都把自己的零用钱拿来投入捐款箱，名也不留就走了，场面非常感人。当然，你们的长处还有很多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先讲这几条了。　　问题7：彭副主任你好，我叫杨宝琳，来自蓝田圣保禄中学。我想问：近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好、很快，科技发展也很快。我在想，一个国家发展的这样快，会否导致文化或者传统慢慢的消失？中国人会否慢慢变得很“西化”，导致民族传统文化不见了？　　彭副主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一定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存好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一些文化遗产，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问题。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特别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包括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十分宝贵的财富，一定要保护好。加快发展经济和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是矛盾的。过去经济落后，条件缺乏，加之重视不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做得不够。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较好的经济条件，国家和全社会重视起来了，就有更好的条件来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大家到北京，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东侧正在搞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就是国家博物馆的扩建，目的就是改善条件，保护好国家的历史文物。香港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一些民族传统文化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体现。譬如我去长洲岛看过“抢包山”，还有“飘色”表演，在内地都很少能见到。所以说这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增强文化保护意识，加强法制建设。这方面工作我相信会越做越好。　　问题8：彭副主任你好，我是来自圣杰灵女子中学的蔡凯琳。我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分享会前青协给了一份关于你个人的资料，我一直在想，里面提到你大学读的是哲学，后来又学国际商务和企业管理，现在又在中联办工作，其实这三个方向是很不相同的，我想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志向？是什么启发你选择这条路？　　彭副主任：恭喜你争取到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还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经历的关注。我中学毕业时，正值内地搞“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被取消，没有机会上大学，毕业以后“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劳动了。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制度，才有机会考上大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乡的高考升学率大概才2—3%，而要考上名牌大学，千分之一的机率都不到。正因为如此，上大学和选专业比起来，更看重上大学。实际上我当时选择专业是非常偶然的。我报考的是经济专业，但是学校录取时把我调配到哲学专业去了。可能因为报经济系的学生多，报哲学系的学生少一些，而我上大学前已工作了5年，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学校或许认为我更适合读哲学，事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所以读哲学专业对我来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我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就很坦然地去读了。虽然读了哲学，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读一点经济。因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对经济不了解，到社会上工作以后很难适应。所以参加工作后，我又抽出时间读了两个与经济有关的专业。虽然这一过程不完全是由我主观决定的，但是我很乐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选择和安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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