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图片来源：大公报）
很高兴借这次机会与大家见面。特区政府开始筹备这场活动的时候，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和曾钰成主席就向我反映，大家希望与我和李飞主任见上一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和李飞主任、张晓明主任商量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就如约而来了。我对香港和上海都有特殊的感情。香港是我工作服务的对象，上海是我的家乡。沪港两地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也不一样，但都在国家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沪港双城既各展所长，又你追我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龙头作用。我相信，沪港作为兄弟城市，一定能够携手并进、相得益彰，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谋划香港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显着提升。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了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中央决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为此作出全面部署，各方面的改革举措正在陆续出台。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分子，香港的前途命运始终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对香港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并注重发挥香港的优势和作用，在统筹内地改革发展的时候都会考虑香港发展的需要，香港一定会分享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刚刚宣布的“沪港通”就是一个直接的例证。当然，要把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机遇转化为香港自身的竞争力，还需要香港自身做出积极配合。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少一点争执内耗，多一些同心协力，把关注点放在加紧谋划香港长远发展上，真抓实干，迎头赶上。立法会作为特区政权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有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各位议员以香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依归，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发挥更具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共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二、进一步推进两地交流合作
香港回归以来，与内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推动了两地共同发展。两地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当然，随着两地合作的深化和人员往来的频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协调和解决的问题，这是正常的。只要全面理性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比如“个人游”。这是中央政府根据特区政府请求，在2003年上半年香港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推出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事实证明，“个人游”对提振市场信心、恢复经济活力，发挥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只是近年来内地赴港人数不断增多，衍生出一些问题，引起香港一些市民的议论。对此，港澳办和中央有关部门都很重视，我们将共同研究对“个人游”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作出完善。积极支持内地与香港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上加强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中央一以贯之的立场。
三、妥善处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我知道，借这次交流的机会，大家也想和我们当面谈谈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也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取态。中央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对此作了集中阐述。在这里，我也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概括起来就是“四个一”。
首先，是“一个目标”，即如期实现全体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的目标。根据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作出决定，规定2017年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从由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产生，到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后由香港全体合资格选民普选产生，是香港选举制度上一次质的变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走过许多国家，大多数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选举制度各不相同，但就普选而言，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人一票。如果说有国际标准，一人一票可以说是个国际标准。如果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这个目标实现了，无论男女老少、贫贱富贵，是香港首富还是街头阿伯，手中都握有神圣的一票，在平等、直接、公开的选举中选择自己“中意”的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民主发展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也是广大香港市民最迫切最直接的诉求和愿望。不论对普选办法持什么观点，努力使普选如期实现，应该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还应看到，根据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确定的普选时间表，只有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选举才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也就是说，行政长官普选是立法会普选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2017年行政长官实现一人一票普选，也为实现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开了一扇门，是香港全面实现“双普选”的决定性一步。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十分珍惜，牢牢抓住。
其次，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以基本法为基础。基本法起草历时5年，凝结着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离开基本法讲普选问题，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根据基本法，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特点就是行政长官候选人要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根据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讲，就是政治制度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商业大都市，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要能兼顾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做到均衡参与。提名委员会提名制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利于在“一国两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有利于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任何绕过提名委员会，虚化或者削弱提名委员会的实质提名权的建议，都不符合基本法。
第三，是“一个共识”，就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有利于选举产生一位爱国爱港的行政长官。在现代社会，不管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其地方政权的领导人要爱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从政者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他不但要对香港特区负责，还要代表香港特区对中央负责，他是连接中央和香港的政治桥梁。这就要求行政长官必须拥护“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既要效忠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更要效忠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双负责”、“双效忠”的政治要求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者担任。我们也不可想象一个不爱自己的国家、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人，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把香港管治好，保持香港长期的稳定繁荣。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社会正在形成共识。作为立法会议员，更要进一步推动形成这种共识，有了这一共识，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才能水到渠成。
最后，是“一份责任”，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推动这次政改顺利走完“五步曲”，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全体立法会议员和广大香港市民共同的责任。我注意到，目前香港社会对于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些问题上的分歧还比较大。在香港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存在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尽快缩窄分歧，顺利走完“五步曲”。在这个过程中，立法会议员肩负着非常重大的政治和历史责任。国家以基本法的形式设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设立了立法会议员的职位，赋予立法会立法权；香港市民用选票把有志于服务香港的人士选进立法会，使立法会能够运作起来。政改法案必须经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普选才有可能实现。我真诚希望所有立法会议员能够在政改问题上看得更远一些，从维护香港整体利益和促进香港民主发展的大局出发，放下一己之见，求大同，存大异，为香港的民主发展，为香港市民的福祉做出应有的承担。
刚才有些议员对普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议员说香港没有普选，所以管治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么说是不公平的。香港回归十七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得到贯彻落实，特区政府有效施政，经济社会得到良好发展。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013年的2.12万亿港元，年均增长3.6%，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2.7万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8万美元，增长40%；从2000年到2013年，香港拥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从23.7%提高到35.1%；拥有大学学位的就业人口从14.5%提高到26%；香港是世界上同类城市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城市。这些数字背后，反映的是香港回归以来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其中包含着香港市民的辛勤劳动和特区政府的有效管治。当然，香港还有不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流动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当今社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改善和解决的问题。不少西方国家实行普选制度多年，这类问题同样存在，有的比香港更为严重。由此可见，不能将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治体制，归咎于选举制度。客观地看，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之有效的。如果2017年实现普选，更是香港民主发展的里程碑。但是，普选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管治问题。
刚才还有议员提到梁国雄议员被海关查处违禁物品以及“六四”政治风波的问题。我想说，首先我们欢迎更多立法会议员能够参加这次到上海的参观考察交流活动，也欢迎梁国雄议员来上海看一看。但有一点是要坚持的，既然到内地来，就要遵守内地的法律法规。梁国雄议员高调向内地的法律制度叫板，这是不合适的。内地海关的执法行为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六四”政治风波，香港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因此对内地政治制度采取攻击和对抗的做法则是不合适的。中央政府包括13亿中国人民对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早有结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维护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安居乐业，是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和福祉所在。
至于其它议员提到的一些涉及两地交流合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在研究考虑中。港澳办会努力为香港、澳门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空间。
